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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大基建PK大減稅,支持蔣錫培的請舉手

來源:中國建筑施工企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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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經濟、金融、市場最大的問題是信心問題,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須下決心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

    ——蔣錫培

    是“大基建”還是“大減稅”,宏觀政策似乎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8月10日,有兩條新聞同時出現。

    據當日的《經濟參考報》報道,交通部正在研究補短板政策措施,數萬億項目待發。呼之欲出的“大基建”項目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官方版本,但揚帆起航就在眼前。最近一個月,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分別赴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等地開展基礎設施投融資實地調研。

    也是在這一天,國務院召開“降成本減負擔專項督查座談會”,江蘇的遠東控股集團創始人蔣錫培做了發言。他認為,“當前經濟、金融、市場最大的問題是信心問題,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須下決心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

    這兩條新聞分別產生了各自的效應:

    當日深滬兩市震蕩上行,滬指盤中重回2850點,市場做多氛圍持續回升。基建板塊成為上漲主力軍,鋼鐵、水泥、工程建筑等板塊相繼大漲,全天維持強勢。

    而與此同時,“蔣錫培建議”刷爆民企朋友圈。

    在我的印象中,蔣錫培的這一套減稅建議并非第一次提出,自2016年之后,他多次在各個場合鼓吹減稅,我親耳聽到,起碼兩次。

    他的方案很具體,不妨在這里羅列一下:

    ①降低增值稅率。將目前的三檔增值稅16%、10%和6%改為兩檔10%和5%。小規模企業,即營收在500萬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稅;營收在500萬-2000萬元的,減半征收增值稅;

    ②將利息納入增值稅抵扣。按照現行“營改增”政策規定,企業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融資產生的利息等融資費用相關的進項稅不能抵扣,若將融資費用也納入抵扣鏈條,將切實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

    ③降低企業所得稅。目前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為15%。在全球減稅浪潮背景下,建議將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降至20%,高新技術企業降至10%;

    ④建議取消所有經濟合同印花稅。

    ⑤減輕個人所得稅負。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目前3500元/月至少提升至7000元/月。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提高最低邊際稅率,減少稅檔;

    ⑥降低社保費率。建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公積金企業承擔比例分別降至為15%、5%和5%。

    如果你去民營企業家中做一個調研,支持“蔣錫培建議”的應該超過九成。

    在學界,對“蔣錫培建議”的看法并沒有那么一致。反對的意見主要有兩條。

    其一,政府減稅是有“時間窗口”的,最佳時機是在經濟增長期和稅收充沛期,政府的騰挪空間較大。當下之時,景氣低迷,增長乏力,政府減稅恐成無米之炊。

    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14.4%,非稅收入減少8%,很多地方政府稅收下滑嚴重,連正常發公務員的工資都有點困難,再談減稅,恐難執行。還有財稅專家粗粗算了下,如果“蔣錫培建議”被采納,政府稅收將減少兩成左右。

    其二,基建投資立竿見影,發文、印鈔、開放債務平臺,三板斧下去干凈利落。減稅卻在短期難有激活成效,因此,急病無法用慢藥。

    對這兩個擔憂不以為然的學者,也有兩條看法。

    根據拉弗曲線理論,減稅表面上看使得政府稅收減少,但是可以刺激企業加大投資和促進國民消費,從而擴大稅基,長期而言,反倒能起到增加稅收收入的作用。去年,讓我們很頭疼的特朗普就是用了這一招,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強勁反彈;

    在過往的十多年里,從2004年至今,中國經濟每次陷入危機,基本上都靠的是巨額投資拉動,看上去屢試不爽,但是,卻一次次拖宕了落后產能的淘汰,造成了貨幣的泡沫化,更要命的是,每次的“白馬騎士”都是政府和國有企業,市場和民企成邊緣化角色。

    無一例外的是,每輪大投資之后,都會發一個鼓勵民企發展的重要文件,如此這般,已經三次。

    這樣的爭論,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已經吵了很多年。

    十年前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拖累全球,中國在下半年推出了四萬億計劃,那也是一個真金白銀的大基建工程。

    香港的張五常教授在當時的一篇專欄中寫道,“不反對政府項目四萬億,但又認為私營的工業發展是中國的經濟命脈,怎可以自圓其說呢?絕對是難題,為之我想了多天了。”

    想破腦袋之后,張教授給出的建議是,與其刺激內需,不如刺激內供,通過簡化稅制和推動政策的公平化,鼓勵民營企業的投資和轉型積極性。

    北京的吳敬璉教授同樣不太贊同外延式投資的拯救方案,而是寄希望于體制及要素改革。2008年,對于信貸松動的呼聲,他警告說:“從發票子到物價漲,有一個時間的滯后期,按西方的說法起碼是八個月,發票子的時候,高興得不得了,說是空前繁榮,等到物價漲的時候怎么辦?”

    在一篇題為《如何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的文章中,吳敬璉警告說:“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于復辟命令經濟。

    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泛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

    是“大基建”還是“大減稅”?

    而或,在基建補短板的同時,下決心實施減稅計劃?

    在今年的此刻,再次成為一個熱烈而敏感的話題。

    蔣錫培出生于1963年,屬虎,訥言好學敏于行,高中畢業后當過鐘表匠,27歲時在宜興的一個偏遠鄉鎮創辦塑料廠,目前是電線電纜行業的全國老大。

    作為“蘇南模式”的幸存者,在將近三十年的創業史上,蔣錫培經歷過產權改制、內需滑坡、外貿的黃金十年、產業轉型乃至家族傳承等等,無數次的中國式挑戰。

    同時,他還當過中共十六大代表,是中國企業家協會的副會長,他既懂得用手投票,也會用腳投票。

    他是千萬民企中的一員,既是本輪改革的參與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了,他有資格寫一本很驕傲的回憶錄,垮了,他的人生也垮了。

    像蔣錫培這樣的企業家,應該在一個國家的經濟決策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是每一個商業國家都需要回答的問題。

    1943年,波蘭裔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斯基在相關的研究中如此認為:如果只有恢復企業家的信心,才能保證高就業率,那么,政府會非常重視企業家們的意見。然而,當貨幣和財政政策成為拯救經濟的武器之后,企業信心就不那么重要,政府也不用太照顧企業家的想法了。

    懂得這個道理的人,貌似已越來越多了。

    今天,支持“蔣錫培建議”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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